|
【转】公开三公消费难道总理说了不算？中国需要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作为政府合法性、合意性的财政基础。 根据今年两会财政部的承诺，财政部将公开2011年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总体情况，中央预算部门相应公开本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今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把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推荐阅读叶檀： 截至6月底，只有科技部公布了2011年的“三公”经费预算，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0年“三公”消费决算和2011年预算中的因公出国(境)一项，其他部委全部爽约。截至7月13日，只有不到10个中央国家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尚有90%的部门未公开，并对何时公布表态不一。 绝大部分中央部委不愿意公开三公消费，并敢于集体抗命，原因何在？ 不愿意公开三公消费不奇怪，任何一个很少受到制约的部门都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明细帐本，因为花钱太多，帐本难看，会激起民意反弹。 在公开帐本的机构中，大部分费用呈上升之势，8家部门中，2010年“三公消费”支出最高的是中科院，数额达2.87亿，中国工程院支出最少，为489万。2011年“三公消费”预算最高的仍是中科院，数额为2.44亿，最低的仍是中国工程院，数额为162万。在公开的8个部门中，除了中科院、中国工程院2011年预算低于2010年决算外(科技部未给出2010年决算数，因而无从得知费用增减情况)，其他部门的费用总额都呈上升之势。而其他不愿意公开的实权部门，更是重门深锁，铁幕重重。 公开费用机构都无使用明细。目前公布的8个部门数据，大多含糊其辞，只有审计署公开的“三公消费”信息最为详尽。而多数部门、地方政府将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条目隐藏在“其他支出”中，致使其他含糊不清的“其他支出”居然成为所有二十几类中位居第一第二的大支出项。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帐本，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人无法看懂，让人猜不透。 这些部门难道真的拿不出详细帐本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致力于建立公开预算体制、推进经济民主的吴君亮先生撰文，政府目前编制预算是同时采用两种方法，编了两个账本，一个账本是按功能支出编制的，也可叫功能支出账本，大致就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央各部门公开的这个样子，不向纳税人告知支出细节。另一本帐则是经济支出帐本，按经济支出分类来编制，具体的支出开列清楚，举凡汽车、房租、培训等纳税人最需要了解的项目一览无余。这个帐本编制得相当成熟，财政部了解、各部门自己了解，就是最需要了解的纳税人不了解公开预算居然成为机密。财政部既然了解帐本，给三公消费列出了公开目标，居然不以得力的举措推进财政预算机制，甚至允许暧昧的“其他支出”泛滥成灾，这一行为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职行为。 国务院要求公开，而各部门集体抗命，原因很清楚，因为各部门洞悉国情，知道什么叫做法不责众。 更进一步说，我国的各级官员并非民选，因此他们不必对纳税人负责，因为他们无求于纳税人的选票。面对公众公开预算的一再要求，或者以秘密、不宜公开搪塞，在无可推诿时，就以一本天书般的功能支出帐本，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一些部门没有对纳税人负责、尊重纳税人的意识，更惶论以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现代财政民主的意识，编列详尽帐本公之于众。 既然官员对上级负责，此次却敢于集体抗命，除了法不责众外，来自于上级的压力似硬实软，连财政部自己都无法在预算公开方面身先士卒，如何推进公开改革？对于总理的意愿，有关部门则以一场不了了之的小部分公开，显示自己对于体制内触动利益的改革的消极抵抗。眼前的蝇头利益与缺乏民众制约，已经让他们异化成了自己未来长期利益的最坚强的反对者。南方人物周刊叶
官员都是好高管？
2011-7-2西方经济体深陷债务门，中国债务风险引而不发，最大的风险权贵市场风险借由动车事故而水落石出。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与高铁产业链相关的32家上市公司，无论嫡系还是旁支，在涉足高铁产业利益链的上市公司高管（含独立董事）当中，嫡系高管普遍有在铁道部工作任职的背景，而部分旁系的上市公司高管也与铁道部或其下属企业有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梳理如下。 中国南车董事长赵小刚曾任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郑昌泓曾任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副总裁唐克林曾任铁道部机务局综合技术处处长、运输局装备部机车技术验收处处长；监事会主席王研1990年9月至2000年12月曾任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 同为铁道部下属企业或者中央国资委下属企业的央企自不待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所谓的民企也概莫能外。辉煌科技董事、总经理郑予君曾任郑州铁路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中国铁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并兼任中国铁通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公司独董唐涛身任国家级重点学科“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带头人，铁道部重点实验室“铁路运输自动化与控制实验室”主任等职。新筑股份三位高管都有铁路系任职背景。世纪瑞尔两名副总经理均有铁路系工作经历。鼎汉技术和远望谷两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名单当中，各有一名独立董事有铁路部门的工作背景。2010年12月，鞠家星出任远望谷独立董事,在远望谷和铁道部攀亲的1999年,时任铁道部科技教育司司长正是鞠家星。 成为上市公司的高管，是退休官员或者无仕途前景的官员的好去处，没有仕途，至少有钱途。 我们当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凡是有官员担任高管的上市公司全都效率低下，罔顾乘客性命与投资者的权益，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上市公司有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公共关系之中，某些上市公司更像官场资源期权，将拥有资源的高管的未兑现红利一次用完。 当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高管，利用现成的官场资源，而不是费尽艰难开拓新产品、提高质量就会成为行为准则，利用优势成本可以达到成本最低的效益最大。官员都是好高管的背景是，这是一个利用权势、影响力、人际关系进行勾兑的市场，不仅国企有此认知，民企、外企聘用高管层出不穷。例如用税务局局长夫人办的谘询公司处理税务问题，用建设部门实权官员的亲戚办的建筑公司承包工程项目，用监管部门的退休官员或者用官员的同时打通关节，就成为题中必有之举。否则，对不起每年付出的高薪。 根据《投资者报》的报道，截至2009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请了前政府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总数达到1599人，占A股全部3万多名高管总人数的比重达到5%。国企是容纳前官员的主要场所，占比超过7成。官员或者前官员高管中，有907人在上市公司领薪，他们的平均年薪达到26.2万元，超过A股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为24.8万元。在前官员中，2009年薪酬总额超过100万元的一共有50人，超过50万元的一共有144人。值得注意的是，有692名前官员不在上市公司领取报酬，他们均在上市公司的股东单位领薪，这些前官员的利益关系有很多在控股股东。 当体制内资源成为订单的最重要来源，质量、效率、成本等等要素只能退居次席。令人生疑的高铁项目招标被披露，有相关人士指出，中国高速铁路相关的CTCS-2系统(包括信号检测系统)，都由曾经担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的张曙光牵头研制，数家参与企业，都与张曙光过从甚密。而在2011年2月，曾有“中国高铁第一人”的张曙光被双规审查。 可怕的是，不仅高铁如是，桥梁等重大基建工程无不充斥着类似高铁的权力资源阴影，在高铁质量问题大曝光后，民众不得不时刻担心自己的生命与出轨的列车同行。从桥梁垮塌到高铁事故，从三聚氰胺到牛奶标准，缺乏严厉执行力的低标准，让温州动车事故的梦魇挥之不去。
官员与上市公司高管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职业，官员未必能够成为好高管，在某种形势下却成为高管的最佳人选，只能说明，公众上市公司已经蜕变为兑现权力期权的名利场。 卡尼表示，“美国联邦政府于今年5月份触及了债务上限，当8月2日上调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过后，政府将不再有回旋余地。” 但卡尼同时相信，国会双方将在此之前将通过妥协达成协议。他表示，“我们并不认为政府将放任债务违约的发生。即便国会两党冲突一直持续至最后一分钟，他们也将在最后的那个时点作出合适的选择。” 卡尼还提到，国会目前陷入僵局，众议院议长博纳(John Boehner)的提议不可能获得参议院批准，将无法送交奥巴马(Barack Obama)签署。 有一名保守派议员表示，若民主党不支持，博纳的预算计划在众议员将得不到共和党足够票通过。 |
